说名道姓：六、同姓名琐语

　　六、两个曹操谁是枭雄——同姓名琐语

　　许多人都熟悉曾参杀人的典故。曾参孔门高足，孝行第一。一天，他的母亲正在织布，突然一个人慌慌张张地闯进来嚷道：你的儿子杀了人!曾母镇定自若，手不停机：知子莫如母，象他这样的孩子，怎么会去杀人呢?过了一会，又有一个跑来告诉她，曾参杀人了，曾母手中的棱慢了下来，心中开始有了疑虑。不一会，第三个人气喘嘘嘘地跌进门，大叫曾参真的杀人了!曾母惊懔失措，扔下棱子赶紧跳墙逃走。

　　其实曾参根本没有杀人，凶手是鲁国另一个叫曾参的人。同姓名现象让曾母担了场虚惊。

　　自有姓名以来，同姓名现象就一直如影随形般在姓名系统中游弋晃荡，早在南北朝时，梁元帝萧铎就亲自编撰了《古今同姓名录》一书，自此，唐、元、明、清代代有人在同姓名上作文章，清乾隆年间浙江萧山人汪辉祖独辟小径，从《旧唐书》到《明史》9部正史中辑录同姓名者10812个，共计约3万人，编成《九史同姓名录》，全书凡七十六卷。仅仅9部史书就搜集了这么多同姓名者，若再加上载籍之外不见经传的人物，则更是不可胜数而泛滥成灾了。

　　从《九史同姓名录》，我们发现，许多著名人物都曾受过犯其名的伤害，如春秋时有两个毛遂，两个曾参，汉未有两个刘歆，汉张良之后历代都有张良，仅宋代就有9人。其它如叫“周瑜”的4人，李广的6人，张衡的6人，董仲舒的3人，王羲之的3人，曹操的2人等等。不少同姓名者都是名人，如4个叫王充的人，一位是东汉著有《论衡》的哲学家，一个是越王侗封郑国公，另两位分别是符坚中山太守和侍中将军。汉代的两位韩信，一是曾受“胯下之辱”的淮阴候韩信，一是韩王信。

　　同姓名者如此之多，设若将这些同姓名者都当作一人，就会笑语百出;要是治史者将其误信书诸史籍中，那就不仅仅是闹笑语了。司马迁就曾在同姓名的知识方面栽了跟头，让孔子弟子宰予蒙了好多年不白之冤。《仲尼弟子列传》有云：“宰我为临淄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事实上，这个与田常作乱的宰我并非孔门弟子宰予(字子我)，而是一个叫止(字子我)的人，若不是后来唐代司贞作了一番深入考证，澄清这一事实，宰予的冤案不知要搁到何时才能昭雪了。《史记》还将战国时赵国以论证“坚白异同”命题闻名的公孙龙，混淆为春秋楚国人、孔子的弟子公孙龙，并非司马迁要跟孔门弟子过不去，实在是同姓名现象蒙蔽了他的眼睛呀!

　　同姓名现象最容易发生冲突且带来种种后果的是同时同地的同姓名者。战国时，赵国平原君有位了不起的食客毛遂，他曾自荐陪平原君出访楚国，按剑威劫楚王，定下了合纵抗秦的条约。平原君十分看重毛遂，认为他的三寸舌，胜过十万师。有一天，忽然有人报告说，毛遂堕井身亡，平原君不由放声大哭。后来毛遂却又回来了，这才知道死者是另一个叫毛遂的人。平原君没有白哭，这么一阴差阳错，使毛遂更愿为他卖命了。东汉末年有一位姓陈名遵字孟公者，热情豪爽，不拘小节，非常好客，常常在家里济聚众生，饮酒畅谈，为了留住客人，每每把客人的车辕投入井里。当时，列候中有位与他同姓名者，也喜欢串串门，一到别人家门口，司阍的向主人报说，陈孟公驾到，主人及座中客人莫不震动，等到见了面，才知道此孟公非彼孟公也，顿时热情骤减，因为这事常常发生，人们干脆给这位孟公送了个绰号曰陈惊座。

　　同姓名者如果在同时同地，又碰到一起，往往会产生戏剧性的后果，颇多轶闻趣事可作谈资，王渔详《池此偶谈》有云：

　　“小说载李空同督学江西，有生姓名偶同，李出联对曰：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生应声云：‘费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此亦无忌。’空同喜。”

　　象这样科场中同名师生相遇的事例并不罕见。康熙癸丑会试，翰林学士张英为同考官，本房同式中就有一个海盐的举人张英。丙辰会试编修马鸣銮做同考官，不料在本房同式中也碰上一个河南的举人马鸣銮。老师碰到学生与自已同名，一般说来心里不会太舒服，常会作“名相如，实不相如”的思考，是否因而影响到学生的考绩，这就不得而知了。

　　从考场步入官场，这样的例子也不少。《桐阴清语》一书中讲了这样两个故事。汉代石屏张月樵太史在京师时，有一个与他同姓名的在衡州当县丞。张县丞一次进京拜会宗人后准备回衡，张太史得知后，送县丞诗一首调侃他，诗云：

　　连天一派无同姓，两地交称不异名。

　　文士时虽分李益，诗人讵岂别韩翊。

　　丞何曾负惭余拙，叔恐为痴被子轻。

　　此去衡山寻玉简，旷怀千古独输卿。

　　无独有偶，大兴徐香坨太史(鉴)知兴化府时，有同姓名者署永定兴化乡巡检，太史孙作诗调侃这位仁兄道：

　　今仲舒同荐仲舒，名相如亦实相如，

　　郭淮可与汾阴地，李秀传疑北海书。

　　可有小冠能别否?竟同大谏独何欤?

　　苦吟寒诗飞花句，与此韩翊或是余。

　　官场中同姓名的调侃往往是单线的，即上司对下属。被调侃者还不算倒楣的，史书上就有不少犯上讳者自动易名的例子，也许我们身边就有，相信你仔细回想一番后，会证实我的推测的。

　　同姓名者既是如此频繁，同名就更不待言了。除去姓氏，单列名字，其等同率岂不高出百倍、千倍?

　　同名者有示仰慕而效同者(后文有述)，有茫茫然偶同者，更有以故意效同而心怀不轨动机相反的。《左传》载有这么一个故事：

　　文公十一年，狄人入侵鲁国，文公就派叔孙德臣率兵反击，一举败敌于咸阳，俘虏敌主将侨如、豹、虺三人，将三将斩首，埋于子驹门，为使后世了解他的功勋，就把儿子分别改名叫叔孙侨如、叔孙豹、叔孙虺。

　　把所杀仇敌之名转让给自己子孙，是古人纪念战功的一种形式。成吉思汗又叫铁木真，他出生时，其父刚刚战胜塔塔儿部，获其酋长铁木真，战捷得子，是为双喜临门，为纪念之即将铁木真之名加于成吉思汗。

　　后魏韩延之使用同姓名的方式最为令人叫绝。韩延之魏人仕晋，为平西府录事参军，刘裕为伐司马休之，写了封密信给延之，要招他为幕僚，延之坚辞不允，为表决心，他想了一妙招：刘裕的父亲名翘，字显宗，延之就给自己的儿子改名叫翘，并自字显宗，表示誓不臣刘氏，这一招使得不仅绝，还蛮损。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它不失于一种表示不屈从对方、与人深仇大恨的妙法。

　　景仰也罢，述功也好，示仇也罢，均是有目的而来。无论其效用如何，皆是咎由自取，怨不了他人，最为无奈的，是自己的名字不幸而与趣旨相乖者等同，常如芒刺在背，颇有不适，这事发生在普通人之间尚可不予计较，若是在名人与名人之间，则更有后效前名之嫌，一般得想方设法予以“严正声明”。王安石曾有篇长文，大骂谢安石功出侥幸，其娇情镇物全无取处。并一再声明，王安石之名绝无仰慕谢安石的意图，安石之同，纯属偶合，要外人不得瞎猜乱议。

　　王安石后有来者，国民党元老张继在为寒山寺俞曲园书写因“枫桥夜泊”而闻名的唐张继诗时，曾附短跋云：“……湖帆先生以予名唐诗人相同，嘱书此诗，惟予名实取恒久之意，非妄袭古人也。”

　　姓名以外，还有字号。字号常以述志，然古今同号者虽多，志趣却常大相经庭。如三变之号，柳永、杨畏、唐五经三人的据之，柳永之“三变”，断自《论语》子张“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而杨畏则是“天下于是目为杨三变，”“谓其进于元丰，显于元佑，迁于绍圣也。”唐咸通中，荆州书人唐五经号三变，且自释其义：“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谓其鬻庄而食也;第二变为蠹鱼，谓其鬻书而食也;第三变为大虫，谓其卖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辈，何无代之。”唐、柳、杨“三变”，同号异旨也。

　　《金史》载：“雷渊为监察卸史，出巡郡色，奸豪不法者立锤杀之，至蔡州，被杀五百人，时号雷半千。”无独有偶，唐朝员余庆，与何彦光同拜王义方为师，义方常道：“五百岁一贤者生，子宜当之。”因此改名员半千，贤者名同酷吏号，实在不尴不尬。

　　又清人笔记小说记述一铁匠发迹，建巨宅，延请某名士为其命宅名，名士署其堂问：“二西堂”。众皆哗然，认为某名士命名言过其实，根据是“二西”乃文人书斋专号，如明严蔚号“二西斋”等。二西，本指湖山的大、小西山，“旧亡秦人，避地隐居于此，”给铁匠宅名二西堂，岂非盗文士雅儒之嫌。文士后来解释说：如此名命，却是实实贴贴，绝不夸张。细观西字直立如打铁的铁贴，横卧如风箱，正是铁匠的家中长物呢。

　　同样地，“甲乙斋“似专为文人墨客名号专用。甲乙者，数一数二之谓也。可有一文人却为一补鞋匠署其宅门曰”甲乙斋“。因甲字似锥子，乙字似切皮刀子，亦是鞋匠家中长物呢。古近代同姓名现象频繁，由于人口不多，命名方式源广，还不至于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今，人口膨胀，语言文字的简化以及冷字眼的摒弃，同姓名现象已成了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据报载，上海叫“王小姝”的多到13000多人，沈阳市现有4800多个“刘淑珍”，4300多个“王玉兰”。90年代初，广洲的“梁姝”、“陈姝”各为2400多个，天津的“张力”、“张英”各有2000多个，武汉城区仅16岁以上的常住人口中，叫“王红”、“王斌”的便超过一千个，甚至在一个单位，叫张伟、李华的就能一打打地出现。倘若不算上同姓，重名者的数量就不止是以千计、以万计了。据有关部门统计资料：174900人中，重名者达46745个，占调查总数的26.72%。时至今日，重名率更是大幅度上升，如中国体育报评选建国以来80名杰出的教练员、运动中，便有4人名“健”：张健、高健、黄健、韩健。

　　重名现象在今天如此之多，辅以各种文化的、科学的、技术上的传播和交流手段，同姓名者碰到一起的机会就大大增多了，各种令人啼笔皆非的轶闻趣事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据《光明日报》载，清代查礼《铜鼓书堂遗稿》中有一个同姓名的奇事，这本诗集15卷末两页上居然出现如下两个诗题：题蒋介石处士松林独坐图偕朱玉阶学使游亡星岩即以志别”。当今中国国共两党两位著名人物的字(蒋中正，字介石;朱德，字玉阶)竟然同时出现在200多年前的诗集中，而且一字不误，真乃咄咄怪事。

　　40年代的上海市长吴国桢，听说有个被判死刑的罪犯也叫吴国桢，市长以同名的缘故，打电话到法院讯问罪犯的情形。死刑判决后，法院特抄一个判决书的副本递送吴市长。有心人作了一番调查，发现当时上海有13个吴国桢，中电公司得知这一消息后，新闻敏感性大发，遂将这13个吴国桢聚在一起，拍了一部新闻影片，正所谓“有缘千里来同名”。

　　1994年，以《李双双》一书出名的作家李准，在报上发布改名启事：为了尊重读者，我今后放弃用李准原名，改为“李凖“。他还声明：“我的原籍是河南，职业是写小说和电影，是《李双双小传》、《黄河东流去》等作品的作者”。李准算得上是名作家了，为啥要在报上发布改名声明呢?是同姓名现象捉弄了他。原来有一天，报刊上出现了“李准”署名的评论文章，许多老作者都打电话或写信问他怎么写起评论来，他本人也是莫名其妙。后来方知，这位写评论的“李准”是与他同姓名的年轻人。作家李准象吃了个苍蝇般心里不快，只得改名，惹不起躲得起，出此下策，实属无奈。

　　青年李准之名可能是无意偶合。当今有些人，为了一定的目的，常冒名家之名办事，还真让他们占了些便宜呢。据说，前几年某刊物接到一篇署名刘心武的小说，不禁喜出望外，极为重视，但仔细一看，刘心武三字较草，“心”是个连笔字，似是而非，不过，当今文坛，还有其他叫刘什么武的作家呢，编辑大笔一挥：立即排发!不料，出刊后，作者来信声称自己名叫“刘必武”，小说发表误排刘心武，要求予以更正，编辑部吃了个哑巴亏，有苦难言。

　　国家游泳队曾有两个叫严红的运动员，1985年8月，两个严红在体坛上传出一则“严红打破严红记录”的新闻，她俩一个来自四川，一个来自天津，为了区别，人们分别称之为“川红”、“津红”，1985年8月，川红打破了津红创造的200米自由泳记录，成就了一段“严红破严红”的佳活。

　　社会上同姓名太多了，而产生佳话的却不多，倒是招惹的麻烦不少，造就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有一则报道讲：公安部门在某街道捉拿叫“黄军”的要犯，殊不知此处“黄军”有4个，被抓的并非真凶，错抓的黄军正在筹办婚事，其女友一时不辩真相，气急吞下毒液……”

　　只因一名同，险铸人命案，这是事故。

　　另一则报道则讲了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文革”中，某公司召开批斗大会。会场极为严肃、紧张，主持人突然厉声宣布：“将历史反革命分子杨志杰押上来!”站在台下的某分厂青年工人杨志杰吓得脸色煞白，周围的同事也吓了一大跳：没想到身边埋着这么大一颗“定时炸弹”，这小子才20岁，怎么还是“历史反革命”，难道他一、二岁就干过“反革命”的事吗?正自疑虑，一位五十多岁的人被押上台，胸前挂块牌子，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杨忠杰”，并打着红×。青工杨志杰和他的同事这才回过神来，一场虚惊，同姓名差点败坏了一个人的名声。

　　还有一则报道讲某市一家医院药房因疏忽而发错了药，急须找一个叫王勇的男孩，情况十万火急。可是在那个不大的地段，叫“王勇”的小孩竟有十多人，派出所只得紧急出动，查户口问地址忙得团团转，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个王勇，差点造成了人命案。

　　当代人名系统中存在的重名现象，问题十分突出。小而言之，会给重名者带来诸多不便和不必要的麻烦;大而言之，会给社会生活带来不少的混乱。尤其在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后，重名太多，势必给通讯联络、户籍档案、统计管理、历史考证带来种种麻烦，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公安、邮电部门的同志历经千辛万苦寻找某个人的事迹报道，其辛苦遭遇往往就是重名的作崇。

　　重名，无疑是当今社会人名系统的一个症结所在。为什么如今会出现如此多的重名者呢?仔细分析，有如下原因：

　　人口的急剧增多是重名的首要原因。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口成几何数上升，从抗战时期的四亿，到当今的12亿，令人瞠目结舌。人口增多，而人名用字却随着汉字的简化而减少。现代汉语常用字大约7000个，最常用的只有3500个，据查，人名中所用字数为3350个，与最常用量不相上下，但是这些字中有些生冷字眼除极个别人使用外，用者甚单。人们取名字往往集中在那些表达美辞，朗朗上口的几百字上，如使用频率最高的英、华、玉、秀、明、珍的覆盖率即达1%，粗略地估算一下，就是12亿人中有1200万人用这6字为名，即每字有200万人取以为名，其重名程度可想而知。最常用字的前409个字的覆盖率达90%，减去少数民族，意味着11亿人用这409个字为自己命名，有人计算过，即使这409个字中的每个字都能与所有409个字搭配组成双名，并且409个字都能用于单名，总共也只能构成167690个名字，由11亿人分享这些名字，意味着每个名字要供6020个人使用，如果再考虑一下地区和某些最常用字的使用率，重名程度将更高。

　　其次，命名方式日趋雷同。在当代，一方面传统的命名方式基本消失，另一方面，新的命名方式愈来愈简单化，大致有：(1)以出生地或出生时某些有纪念意义的事情为名，北京多“京生”，上海多“沪生”，广州多“姝”。一个婴儿在北京出生，取个什么名字好呢?许多人会灵机一动，或懒汉思想作怪：既然是北京生的，就叫“京生”吧，也有个纪念意义，英雄所见略同，于是就成千上百地出现了“张京生”、“李京生”、“钱京生”，据说某小学的一个班里，有四个学生叫“王京生”，老师一叫王京生，四个小孩一齐应声。为了区别，只好据其特征叫“胖京生”、“瘦京生”、“高京生”、“小京生”，就这样，难免不闹笑语，老师只得请孩子家长为学生改名。(2)命名的求美心理和时代风尚导致重名，如姓曾的会想到曾朝夕，姓杨的会想到杨帆，姓高的会以高昂、高扬等为名，这样的重名率也较高。另，时尚的作怪，人们又会不约而同的瞄向几个时髦字，如“文革”时的“红”字，作名的使用率就由建国前的0.136%猛增至2.151%，大有万里江山红遍的趋势。(3)以父母之姓名合起的方式;(4)节缩成语格言而成的方式;(5)利用语言相叠的方式等等。

　　取名的方式集中类同，必将造成大量重名。

　　第三，单名趋势是造成重名的一个重要因素。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单名的比例开始上升，至解放后大有超过双名的势头。通过对济南市一个普通居民区街道的1000个人名之调查表明，单名的比例从1948年的3.3%到1986年上升到69.7%，几乎每年都要上升一个百分点。用一个字作为名字，表意较好的字眼重名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如晨、亮、悦等，据调查统计，7省市174900个人名中，单名重名率大大高于双名重名率，21400个单名中，重名的就有17592个，占54.168%，而总数151500个双名中，重名的仅35153个，占22.901%。

　　既然重名，何不改个别的名字呢?这不是挺容易的事吗?然而且慢，并非所有的重名者都愿意随便更名的。一是嫌麻烦，不少人还有这种思想，姓名发肤乃受之于父母，不愿随意加以更改，所谓“大丈夫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此乃寻根的文化观念在潜在地起作用。二是有人认为，人名只不过是一个符号，即便相同，并不能表示真实人物的等同，改不改无关紧要，再则，有人也作这样的考虑，即便改了名字就能保证不再与人重名了吗?如果又重名又怎么办呢?再改，改到何时才能没有重名呢?在人口爆炸，命名范围如此狭小的今天，起个不重的名字真是太难了呀!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改名并不是根除重名的好办法，最可靠的办法是抓根本，即从父母给小孩取名时做起。一是父母在给小孩取名时要慎而又慎。最好不取单名，尽可能避免与人重名。有人曾在《解放日报》上载文建议，传统的子承父姓方式应当改变，可改为父母合姓再加名字。这也不失为减少重名的一条重要途径。据推算，如以1000个常用字来计算，都取单名，那么总共只有1000多个名字，但是如果都取双名，将这1000字任意排列，就有100万个名字，如果采取父母合姓再加双名或姓加三字名的方式，那么1000常用字就可能合成10亿个名字了，除去少数民族和双名、单名，同姓名的问题就基本上得以解决。据《现代家庭报》载，目前，我国已开始流行四字名，如“殷乐笑子”、“沈芳娟子”等，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我们应该大力提倡。

　　二是出版部门应当出版一些取名指南性质的书，用以帮助人们扩大取名字数与选字范围，台湾出版界在这方面做得挺好。他们已出版了多部取名指导专著。如《命名汇典》、《标准命名宝鉴》、《婴儿命指南》、《命名参考》等，我大陆的出版界应见机而作，闻风而动，为革除重名作点贡献。

　　三、户籍管理部门也应当做些减少同姓名的工作，例如，设立取名咨询机构，用电脑贮存本市、本地区以及历史人物中同姓名的资料，当家长在给新生儿申报户口时，向他们提供这方面的服务，以便了解新生儿的姓名是否与人雷同，否则就可以及时予以更改。这样做，还能免去此后改名的诸多不便，聪明的家长也应积极配合。

　　以上概述了中国同姓名的现状，在国外，同姓名现象也是十分严重的，如有人开玩笑说，俄国女人不是“娃”，就是“娜”，男人不是“斯基”就是“洛夫”，不仅俄罗斯如此，许多宗教的国家都是如此，这在《姓名与宗教》一章中有述，在此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