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的姓名避讳

　　历史是一部宏伟的交响乐，有起有伏，有张有弛。避讳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亦然。南北朝就是避讳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他们似乎专门以同名不讳来自鸣高尚，且看书法大家王羲之一家三代的行辈表：

　　玄之

　　凝之

　　羲之

　　微之

　　桢之

　　操之

　　献之

　　静之

　　王家三代不避同名“之”讳，究是原因，当时，之字是贵游子弟的特别标帜，并极有可能是五斗米道中用于名字的暗记。这正如那些要风度不要温度大冬天穿裙子的窕窕淑女一样，为了髦得合时，宁可伤寒抽风。而且就后一点看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头可断，血可流，做人的标准是不能倒的。

　　王家非皇族，似嫌说服力不够。在下翻阅史卷，轻而易举又找到两则“皇”证：齐高祖萧道成字绍伯，其父就叫嗣伯，;后魏献文帝名弘，其子孝文帝亦名宏，可见南北朝上上下下均是避讳观念不强的。

　　避讳这种现象，本身就是能件不正、坐不端的崎形产儿。名不正则言不顺。在其歪歪斜斜的前行史上，时时忍不注要爆发些不尴不尬的幽默故事来，倒为中华笑史添了一笔意外之财。

　　元《稗史》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钱大参良臣，自讳其名，其子聪慧敏达，性爱读书，凡经史上有“良臣”二字，均避而讳之。一日读《孟子》“今日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避“良臣”父讳读曰：“今日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为避父讳，孺子只好认“贼”作父了。无独有偶，同代某君父名阿谷。一天，此君读《四书》，突遇“旧谷既没，新谷已登”一句，无可奈何，只得高声诵曰：“旧爹既没，新爹已登”，讳安全避过，又给老爹送了顶绿帽子，阿谷取此名时，是否科到会有如此“名”外之获呢?历史上，关于冯道和田登避讳的笑话是广为人知的。五代时冯道的门客读《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之句，因为要避冯道的讳，遂邻居民了“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一时传为笑谈。老师的“道”字尚且如此“不敢说”，要是避皇上讳，真不知这位可怜的学子该如何去说了。田登是宋仁宗时的南宫留守，登兄治州无甚造化，于避讳却颇有造诣。“上元，有司举故事呈禀，乃判状云：‘依放火三日。’”上元节是行灯会之佳节，白发垂髫放灯嬉戏，其可快也欤!孰料田登讳登改灯为火，一字之差，性质迥乎。试想，老百姓果真群起而纵火焚物，那还了得?田登后来因此而罢了官，实在是罪有应得。

　　幽默毕竟是调侃，笑则笑矣，无妨大体。有些让你笑不出来的讳事，则不得而委屈读者诸君了。下面说几个因犯讳而影响个人一生前程、甚至掉了脑袋的恨事，扼腕獠牙，悉听尊便。

　　唐代大诗人李贺，文彩飞扬，傲视当代。惜乎其父取了个李晋肃的大名，贺只得放弃中进士的非分之想，进士乃官衙的敲门砖，“晋”都不进，何仕之有?韩愈得知此事后，愤然作不平之鸣，专撰《避讳》文以伸其怨。文曰：“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韩愈愤则愤，徒伤悲白发，于事无济，李贺仍被终身拦在进士试场门外，只作了个职掌祭祀的九品小官，郁郁了此一生。

　　田登、冯道之流，王侯将相走卒耳。他们手持“为尊者讳”的卫道剑，顶着下属晚辈的脑门，只能算得上淫威小耍。皇上圣讳之威，则是仪若雷霆，万万不可冒犯的。《唐律疏议》规定，故意直呼皇帝名字的就是犯了“大不敬”罪，跨入不赦的“十恶”之条，哪怕是无意犯禁，亦难逃“法”网。明太祖朱元璋当过光头僧，举过义军旗，因此避“僧”，“贼”二字象避狗屎一样敏且捷。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写贺表时，用了“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朱元璋看勃然大怒，说：“生者僧也，以为我从释氏也，光则摩顶也，则字音近于贼也，罪坐不敬。”将徐氏的头祭了刽子手的屠刀。

　　清朝虽是满人坐龙庭，视汉人为劣质公民，对汉皇的一套封建礼制却全部奉行拿来主义，并且加上了自己的改良和发挥。乾隆时，江西举人王锡侯修订《唐熙字典》，自编《字贯》一书。巡抚海成发现书中竟直书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名字，心中窃喜，赶紧上告皇上，以为能赐官受封，连升三级。不料乾隆的想法大出海成所料，他不仅下令斩了王锡侯及其子孙，连海成巡抚也冠以未能明言《字贯》凡例中的“大逆不法，罪不容诛“之罪，革职查办，最后还判了斩刑，缓期执行。甚至连海成的上司两江总督、江西布政史、按察史等也受了株连。海成巡抚身陷囹圄，连自己拿靴子掌嘴的权力都给剥夺了。这位拍错了马腿的仁兄真该”以头抢地尔。”

　　犯讳受刑的事例说明，受封建礼教文化、等级观念影响而形成的避讳，一旦羽翼丰满起来，它又会反过来对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很大的制约作用。正是人名与文化的这种相互作用，使得人名系统的文化内涵日益丰富多彩，日益复杂深刻。

　　正如腐臭的东西可用作肥料，错谬的事故可以借为明鉴一样，避讳也有能化腐朽父神奇的地方。避讳虽然不愧为制造古典文献温和混乱的“精英分子“，但由于它是时代的产物，人们又能反过来利用它去辩别古书、文物的真伪，敲定书籍版本的确切年代。因为某个时代出版的书，都要避当代君主的圣讳和个人祖辈先生的私讳的，明知故犯，则是伪作无疑。

　　如署名司马相如著的《长门贼》，开篇首句便道：“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司马相如早在汉武帝死前32年就魂归西天了，他是怎么得知刘彻死后的谥号“孝武”呢?《长门赋》显然是后人伪作的。

　　再如《六经》一书，署隋朝王通著。但书中却避唐高祖李渊讳，将戴渊改为戴若思;又避唐太祖李虎讳，将后赵太祖石虎改名石季龙。隋人避唐讳，岂非乾坤倒置?可怜唐代这些伪作者，连伪书都要避当朝讳，虽想天衣无缝，奈何讳之虎?乌呼!

　　还有一种试析作者真伪的妙法，即书中涉及作者本人“尊者”大名的地方，作者是否避而讳之。当今，《红楼梦》为曹雪芹所著，似成定论，但看二十六回如此一段描写，不由不让人疑窦顿生：

　　“众人都看时，原来是‘唐寅’两个字，都笑道：‘想必是这两个字，大爷一时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只觉得没意思，笑道：‘谁知道他糖银果银’”。

　　曹雪芹其祖为曹寅，雪芹把寅字又写又说，不仅手犯，而且口淫，简直肆无忌惮之极。曹公如此大手笔，拈字弄句手到擒来，焉能为区区取一名字而犯祖讳?可见，《红楼梦》并非曹雪芹所著，此证虽孤，却似归纳推理中的反声，正如多米诺骨牌，倒其一只则扑其全体，潘成规此证虽孤却强。

　　避讳之于姓名，可谓重头戏。笔墨所限，本文不能展说，只能勾其大概，读者诸君谅之。

　　作者：钱亮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