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族谱
罗氏族谱源流
家谱渊源甚早，一般都推始于《周官》，实际上《世本》乃是我国谱牒最早的著作，司马迁《史记》的世表、年表取法于此，实为后来家谱宗谱之滥觞。在谱学发展史上，经历由专官之掌，演为专门之学，最后变为私家之谱这样三个发展阶段(参见邵晋涵《南江文钞》卷六)，修谱也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三个发展高潮。尤其是清代可说已达到顶峰，有人统计，“宋元以来，清人修谱最多，保存至今的族乘，至少在二万种以上，清人修的占重要成分，且质量较高”(《清人社会生活》)。到了民国，修谱之风仍不少衰。“考我国古代社会，夙重宗族。自大儒欧阳氏、苏氏创谱牒制后，千百年来言家乘者，遵制法古，群相倡导，驯至举国上下，无族无谱”，民国三十七年修《罗氏杞公戊子族谱序》中的这几句话，反映了我国清代、民国期间“族族有谱”这一历史事实。罗姓之族谱家乘，当然亦不例外。
罗氏族谱最早者，似为修于宋代开宝年间的“豫章罗氏”(俗称“柏林罗氏”)族谱。罗颖在《源流总序》中称：“吾祖家豫章，抵颖身，三百余年”，其间“文献足征”，因此族谱中既有唐代科甲鼎盛、罗氏人才辈出的实录，又记有李白、杜甫等著名诗人的赠诗之类，且溯源重黎，以罗君用为先祖，并及“十八世祖”罗企生，堪称源远流长、后裔繁茂的世家望族。
后来宋代大文学家苏轼曾写诗《罗氏谱赞》云
豫章世家，洪州望族。
忠孝一门，节义两顾。
文德武功，名留简竹。
理学真儒，后先继续。
礼义仁昭，天伦攸笃。
贤子贤孙，旋踵芳躅。
以此家风，遗风善俗。
罗氏族谱的形式
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苏洵倡修族谱家乘，最为积极得力。他们不仅亲自动手编写本家的族谱，而且提出了编写族谱的体例和方法。欧阳修的“谱例”是：“谱图之法，断自可见之世，即为高祖，下至五世玄孙而别自为世”，原则是以远近、亲疏为别，“凡远者疏者略之，近者亲者详之。”(《居士外集·欧阳氏谱图序》)苏洵的“谱法”是：“凡嫡子而后得为谱，为谱者皆存其高祖，而迁其高祖之父。”他主张一般家庭修谱用“小宗之法”，即只记五世，而政治经济地位比较稳定的皇室贵族等，则可以按照“百世不迁”的“大宗之法”来编写族谱(苏洵《嘉祐集》)。在编写方法上，他们一采叙述式，一采图表式。他们虽然在体例方法上有别，但“敬宗收族”的目的则相同。
宋仁宗以后，欧阳修、苏洵的族谱成为宗谱形式的规范，影响至为深远。宋绍定元年罗氏《秀川家谱叙》有言：“古人之意，莫重于族，亦莫严于谱。谱者，推其祖之所自出，而合其族之所由分矣。”“先王制礼，以明宗为大务。是以古者有大宗、小宗之别，使其派有所统而不紊。又重之以岁时蜡祭之会，冠婚丧祭之礼，乡射燕饷之仪。其目委曲而繁重若此者，盖所以习其揖让长幼之节，隆其亲亲老老之恩，厚其睦姻慈爱之义，使人人知有忠敬孝友，醇固而无浇薄之风。”因此，罗氏族谱的编写，也基本是效法欧、苏二氏。但这种效法，不是简单模仿，而是有所选择、有所变通的，因为两者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取长补短的关系。直至清代、民国，罗氏修谱或“谱体采苏式”，或“参用欧、苏两式”、“集欧、苏两氏之长”。
修谱的主体思想
罗氏修谱是基于“敬宗收族”的观念与目的，以加强家族团结，巩固家族制度。清代湘军名将罗泽南在《罗氏墨谱序》中说：“宗族者，祖宗一人所自出也。一人之身衍为数千人，数千人之身即一人之身也。人以祖宗之身为身，则当以祖宗之心为心。一族之内，俊秀者尊之，象贤者也;孝子悌弟义士节妇则钦崇之，立身行道，贻先人以令名者也;有位者庆之，大吾门闾者也;富者卫之，能克家者也;贫者、弱者、孤者、独者、鳏者、寡者、疾厄者、患难者，相与救助之，赈恤之，吾祖若宗所不忍视者也;不肖者教戒之，惧辱其先也;老者安之，幼者慈之，亲友赖以递续者也。”
在长期的宗法社会里，许多仁人志士和有作为者都注意把“敬祖收族”的观念推衍成为“忠君爱国”的思想，在国家民族事业受到空前危难的时刻，更把家族观念扩展为民族精神和爱国思想，移孝作忠，毁家抒难，舍“小我”为“大我”，为国家民族贡献自己的一切。
华容南山罗氏始迁祖为宋朝宣义大夫、抗元义士罗尚德，其后裔罗桢，抗战中为“湖南省民众抗日自卫团”华容县军事参议，“于兹倭奴人寇，兵气嚣然，犹谋纂明世次，敬宗收族”，以“率循宣义遗训，昭示族人”，“收抗日自卫之功，以慰国人”(《南山罗氏族谱序》)。
民国三十年，新化《罗氏通谱》纂成，总纂罗联焘在序言中特别希望“族中诸父老昆弟”，“各本敬宗收族之旨，益坚团结，共体时艰，以发扬民族精神，奠国家于磐石之安”。湖南安化县英武中学校长罗驭雄，是毛泽东一师同学，******左派，曾任北伐军师政治部主任，他对于“敬宗敦族”与“世界大同”的关系有自己的明确见解：“方今时局剧变，国人对于家族观念逐渐冲淡，且国际往来愈频繁，视野愈广大，天下一家，期诸实现。向之所以爱一家一族者，今兼以爱异族异人。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其理想因时代而进步，固未可以厚非。惟是天下之平，基于国治;一国之治，基于家齐。而国为家之积，虽世界纵跻于大同，而家未必即废。故敬宗敦族，实乃世界和平之起点，未可以侈言天下一家、世界大同，而漠然忽视宗族也。”他鉴于安化罗氏杞公后裔有毅力、有热忱、团结之力最强，因此希望“杞公裔诸君子扩此特殊精神而及于全族、全社会，则有裨于民族国家之建设与隆昌，又何可限量!”
修谱
既然族谱家乘在团结族人、保家卫国方面有如此重要的任务，因此许多家族成员尤其是一些有地位、有声望的成员和热心分子，把修谱当作自己生活的重要内容和不可推卸的义务，“朝夕不遑，熙攘其间，乐此而不疲”(罗驭雄《杞公民国戊子族谱序》)。
传说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罗氏家谱的，是两千多年前周显王时代的罗凌甫(乘)，他是周朝末叶复兴了罗国，头一个以罗为姓，并且重新结集了罗氏宗人，使得罗氏家族自此日益亲爱精诚的关键人物。据说他所编的这部罗氏族谱(家乘)，完成于周显王十四年。他在谱序中说：
“溯自郐公至乘身三十余世，自黄帝至今数千年矣。罗国子孙流离散徙，罔知所宗，乘幸蒙秦国擢用，授爵封邑。乘辞不受，乞复罗国，并迁都楚南之枝江。因南北争夺，迄无了期，乃追寻源流，辑为家乘。念罗国之后，遂定以国为氏，记录大略，以识前人之功德，以履后裔之孝思，永垂千世云尔。”末尾署明“大周显王十四年岁次丙寅孟冬吉日，荆州枝江罗国始祖郐公三十一世孙乘谨序”。
宋代罗颖，曾编辑了一卷《柏林罗氏族志》，并写了一篇《豫章罗氏源流总序》。明代罗钦顺致仕里居，族中父老嘱托他秉笔重修族谱，这时他已年高八旬，老而有病，推辞不掉，“焚香涓吉从事”。嘉靖进士、著名学者罗洪先，主修江西《秀川族谱》，如实记载了罗勋至罗宗达的世系及其分支概况。到了清代，名人修谱的现象相当普遍。至于近代一些学者，都亲自主持或参加纂修宗谱的活动。如近代文史学家、民国初年广东临时省议会议员罗师扬，1926年归里后亲自纂修罗氏族谱;近代历史学家、毛泽东的老师罗元鲲，与毛泽东一起参加“驱张运动”的湖南旅京教职员代表罗教铎，于抗战期间的1941年共同主修湖南新化《罗氏通谱》。
在近些年民间兴起的续修新谱的热潮中，一些有识之士努力使姓氏谱牒文化和正当家族活动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犹如使宗教活动与社会主义相适应一样。
族谱的保管
族谱是神圣的，也是神秘的。各房各支领谱后，均要妥善保存，一般秘不示人，更不能出卖。每年大祭时，都要将谱带到祠堂查核，如保管不善，将受到训饬。擅自出卖的，将被视为不肖子孙而逐出宗族。有的宗族为了妥善保存族谱，特别配制一种谱箱，用来收藏族谱。如新化罗氏民国三十年修谱时，特制34个“族箱”，每个需用法币7元2角;安化罗氏民国三十七年修谱时，除征收丁费和领谱费外，还另征“谱箱谷”一种，共修谱重5通，“每通精制木箱装置之，以归划一而免散失也”，并谆谆告诫族人，族谱“系一家之言，自倡修至成卷，固非易事，宜珍而藏之，毋使损毁或失逸”(罗氏族谱《例言》)。
谱序
在篇什繁多的古代散文中，我们读到过许多“序”文，或诗序，或文序，或图序……但却很少读到过谱序。这是因为族谱的不公开刊行于世，有比较普遍的保密性所造成的。
但是，它毕竟属于散文的一种。从罗姓族谱的几篇序文中，我们完全可以对它的艺术特征作出评断。它是一种朴实的纪实散文文体。
族谱本身就是一种纪实文体，它的内容要求真实(尽管不可避免出现一些疏漏之处)，来不得半点虚夸和矫饰，家族的发源、迁徙、生息、繁衍，此中涉及的人物、年代、地名、历史事件，都具有一定的纪实性。因此确定了谱序的叙述和论证必须与族谱的内容相吻合，文字也就呈现出一种朴实无华的形态。如郭嵩焘所作的谱序，对古罗国的盛衰和湘乡韩湾罗氏的源流，均有所考证，“自湖以南诸罗氏，皆原本吉水，从族望也”一句，道出了湖南罗氏的迁徙所自。
族谱记载的是一个家族的发源、迁徙、生息和繁衍的一个悠长的时空范畴，充满了一种苍凉而雄劲的历史感，因此谱序的作者必须站在历史的高处，用博大的胸襟、广远的目光以及精深的学养，去俯瞰家族的生命史，并用极具概括力的文字对这部生命史作简约的勾勒，体现出一种大手笔的韵致。
此外，修撰族谱是为了理清这个家族的渊源关系，为了正长幼、明尊卑的人伦之本，以加强家族的认同意识，维护家族的安定团结，进而造益于社会，谱序往往言简意赅地对这些属于儒家的正统思想进行赞颂和阐发。到了近代，更是随时代发展而进步，如罗驭雄所序《杞公民国戊子族谱》一文中的最后一节，阐述了“家”、“国”与“世界”的关系，独具新意：“故敬宗收族，实乃世界和平之起点。”
谱序的作者，大多为当时的名人，或以官显，或以文重。他们自身所具有的权威性，又为这个家族增添光彩，如明代的解缙、清代的郭嵩焘。还有一类作者，既官显文重，同时又是该族的子孙，如罗颖、罗钦顺、罗洪先、罗典、罗泽南、罗驭雄等。